行為人是否采用“欺騙手段”向銀行等金融機構申請貸款，是騙取貸款罪最基本的構成要件，也是能夠刑事立案的基本要求。在實踐中，往往是根據(jù)“銀行貸款到期不能償還”的后果，倒推貸款審批時申報材料是否有“虛假”。也就是說，證據(jù)一般都能夠證明行為人向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的申報材料中有一定的“虛假”成分。

但是，也應注意到，銀行審批貸款手續(xù)繁瑣、條件嚴苛，要求所有借款人提供的所有材料均為真實而沒有任何瑕疵，似有“強人所難”的嫌疑。在審查“欺騙手段”是否成立時，律師應注意區(qū)分“材料瑕疵”與“材料虛假”，材料的“虛假性”是否足以導致有專業(yè)知識的銀行審核人員陷入錯誤認識。換句話說，“虛假”有一個程度的問題。如果申報材料存在的“虛假”顯而易見，則有理由認為銀行及其工作人員對此存在“明知”，尚不構成刑法意義上的“欺騙手段”。否則，會不當擴大打擊面，混淆刑事犯罪與民事糾紛的界限，這與立法目的是不相符的。

在刑事訴訟中，證明“欺騙手段”、“材料虛假”的舉證責任在控方。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材料的真實性有合理辯解，最好有針對性地進行舉證。假如辯方能夠初步證明申報材料有可能真實而并非虛假，則控方應當強化舉證，排除該合理懷疑。

從法條上看，所謂“騙取”，是指“因騙而取”，這就要求行為人的欺騙行為能夠產生相應的效果，即令銀行工作人員陷入錯誤認識。此時，“銀行工作人員陷入錯誤認識”與“銀行陷入錯誤認識”內涵應該是相同的；行為人行騙，只能是向有思維、會判斷的自然人行騙；“雖然工作人員沒有被騙，但是銀行作為單位被騙”的邏輯不通。

行為人雖有“欺騙行為”，但是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沒有陷入錯誤認識的情形并不少見。比如，真實的借款人為張三，此前與銀行有過多次借貸合作，但近期的資信出現(xiàn)了問題（或者出于貸款限額的考慮），銀行方仍打算貸款給張三，雙方協(xié)商讓李四出面申請貸款。此時，對于誰是真實的借款人，銀行并沒有陷入錯誤認識。又如，貸款的真實用途與申報材料中記載的用途不一致，銀行方對此知情，沒有陷入錯誤認識，則不能認定為“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

在辯護實務中，律師應注意審查銀行工作人員的陳述、證言是否屬實，是否符合貸款審核流程，是否與常識、常理相悖。只要能夠形成銀行方“沒有陷入錯誤認識”的初步證據(jù)，當事人就有出罪的可能。

控方必須能夠證明：銀行等金融機構向行為人發(fā)放貸款，是由于受騙，“放貸”的結果與“欺騙”的行為才能確立因果關系。正如張明楷教授在《騙取貸款罪的構造》一文中所說：“如果行為人雖然實施了欺騙行為，但金融機構工作人員沒有產生認識錯誤，則不能將發(fā)放貸款的結果歸屬于行為人的欺騙行為，只能認定金融機構工作人員成立違法發(fā)放貸款罪?！?/span>

假如證據(jù)能夠顯示：銀行發(fā)放貸款，并非由于銀行工作人員“陷入錯誤認識”，而是在主觀上明知申報材料有虛假的情況下，基于對以往合作產生的信賴，或者基于增長業(yè)績的考慮，而向行為人發(fā)放了貸款的，則貸款被發(fā)放的后果應歸責于銀行工作人員的違法發(fā)放貸款行為，而不是借款人的欺騙行為。

從法條上看，單純的銀行貸款被發(fā)放出去（行為人取得貸款），并不足以認定構成騙取貸款罪，“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顯然是必備的構成要件。

在司法實踐中，大量涉嫌騙取貸款罪最終被判無罪的案件，出罪的理由都是“沒有造成重大損失”。包括雖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但是提供了確保銀行實現(xiàn)債權的足值抵押；全部或者絕大部分貸款能夠及時歸還；在案發(fā)前，有人代償貸款等情形。

總之，只要銀行貸款已經(jīng)回收或者能夠保證回收，沒有造成實際損失的，都可以認為不符合“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構成要件。

在完成客觀判斷的基礎上，主觀責任判斷不可或缺。在涉嫌共同犯罪、與他人“合謀”共同騙取貸款的案件中，要特別注意“共同犯意”的審查判斷。

在實踐中，常常出現(xiàn)實際借款人與出面申請貸款的“名義”上的借款人不一致的情況，此時要特別注意審查銀行方、實際借款人、名義借款人三方之間的行為互動，綜合銀行方與實際借款人的溝通情況、虛假材料的制作、提交、審核情況、實際借款人與名義借款人之間的關系等，綜合判斷名義借款人是否與實際借款人形成了騙取貸款的共同犯意。

假如證據(jù)顯示，名義借款人對于材料的虛假性并不知情、并未與實際借款人形成合意，則應認定名義借款人不構成犯罪。

比如，在青海暢聯(lián)鋼材貿易有限公司、青海敬業(yè)貿易有限公司、何加炬、蘇雪菊騙取貸款改判無罪一案中，裁判文書認為：“根據(jù)現(xiàn)有證據(jù)，能夠查明虛假資料系青海江南投資擔保集團有限公司向銀行提交且部分貸款資金最終流向該公司，但認定各貸款公司共同提交虛假資料、形成騙取貸款合意的證據(jù)不足”。

又如，在張秀平騙取貸款改判無罪一案中，裁判文書認為：“根據(jù)查明的證據(jù)無法證明張秀平與井占龍之間有騙取貸款的共同故意，也無法證明二者在申請貸款過程中有騙取貸款的意思聯(lián)絡。在申請貸款的過程中，科利達公司申請貸款所需材料均由井占龍為其提供，張秀平按照其出納的崗位職責向信用社遞送貸款申請材料，沒有證據(jù)能夠證明張秀平與井占龍有騙取貸款的共同行為”。